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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組織以商養會:動機、困境及突破
時間: 2021-01-24 17:13:03   來源: 北京濟陽企業商會  

   導讀:在當前我國商會組織普遍發育不夠成熟 ,專業服務水平不高的情況下 ,以商養會為商會的管理層激勵和經費不足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理論分析認為,只要做到盈利為商會所用,以商養會就不違背社會團體不得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的管理規定。對現有以商養會模式進行歸類分析發現,弱型治理特征是導致以商養會實施困難的主要原因。短期來看,以商養會只能盡量克服不利因素,通過更好的機制設計來趨利避害;長期來看,只有提升會員服務能力,增強商會凝聚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以商養會的最終目標是不再需要以商養會。

 

來源:財會月刊

作者:徐建衛黃德海

 

 

一、引言

    在非營利組織中,各類商會協會作為鏈接政府與市場的“第三部門”,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然而, 正處于改革過渡階段的中國商會組織在運行過程中還存在諸多不容回避的問題,如經費緊張等。作為非營利組織,運行商會的經費主要依賴于政府撥款、企業或私人捐贈以及會員繳費,但由于我國公益捐贈法律體系尚不健全,公信力不強,以及商會與政府機關“脫鉤”改革的全面推廣,商會組織的運行依賴于會員繳費的問題非常突出。費用緊張使商會的發展甚至生存都受到嚴重威脅,如何創收困擾著許多商會管理者。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以商養會在實踐中興起,部分商會甚至將其寫入章程,期望通過商業運作實現經濟收益,反哺商會發展。理論上,一個以商人企業家為主體的組織,實現以商養會的目標應該不難,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本文將以商養會定義為,商會通過商業投資、經營、資源整合、服務咨詢等商業運作來獲取收入,以滿足日常支出需求,甚至有所盈余。在此基礎上,本文對商會究竟能否有盈利這一基本問題進行辨析,從理論上論證為何會出現以商養會, 并通過對部分商會的實地調研、收集相關新聞報道和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的信息,分析以商養會具體的實踐形式與實施困境,進而提出相關建議。

二、以商養會有悖商會的非營利性要求嗎

    在討論商會以商養會的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商會的性質和以商養會的合法性進行確認。我國社會組織分為社會團體、基金會和社會服務機構(民辦非企業單位)。以企業為會員主體的商會協會屬于社會團體,是社會組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王浦劬等[1] 將社會組織的特征歸納為:“不以營利為目的,獨立于政府和市場,其行動不追求剩余利潤的分配,而是為了完成特定使命與目標。”可見,非營利性是社會組織的首要特征。正是因為對這一特征的理解存在分歧,實踐中出現了對以商養會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爭論和質疑,即以商養會將“商”與“利”相聯系,是否違背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社會團體不得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的規定。這一認識分歧也導致不少地方政府對待以商養會的態度較為謹慎,部分商會僅在各自的理解上進行著有限尺度的嘗試。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營利”是動詞,指謀求利潤“;贏利”作名詞指企業單位的利潤,作動詞指獲得利潤;“盈利”的解釋同“贏利”。“營利”和“贏利/盈利”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有目的、有計劃地取得,具有主觀意愿,后者是結果的確認,即客觀上已獲得。以此而論,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的主要區別是它們的首要目標不同,而非盈利能力不同[2] 。商會雖不以營利為目的,但可以有盈利。實際上,多年來我國有關部門對社會組織的盈利問題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國務院法制辦和民政部曾進行過解釋“:不從事營利性的經營活動,并不妨礙其在從事社會服務活動的過程中進行合理的收費,以確保成本,略有盈余,對于維持其活動,促進和擴大其業務規模是非常必要的,這與從事營利活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須嚴格區分。”可見,商會作為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只要以商養會的收入不在“擁有者”或組織會員之間進行分紅,而是用于支持商會發展,服務會員,服務于行業和地區社會事務,那就是被允許的[3] 。實際上,以商養會作為一種商業模式創新,也反映出了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新理念和新動向。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地區,僅依靠會費生存的社會組織很少,除了收取會費和承擔部分政府職能取得收入,投資收入是大多數社會組織重要的經費來源。因此,現階段我國商會組織以商養會可不必拘泥于非營利組織是否能盈利,而應強調盈利要用于組織本身的發展,從而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只要堅持這一前提條件,以商養會就不會偏離正確軌道。

三、以商養會的動因:弱型治理下的管理層激勵困境

    本文認為,以商養會的真實動因在于,其有助于解決商會治理中的管理層激勵困境,而不僅僅是為了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不以營利為目的是商會治理與企業治理的根本區別所在。在企業中 ,管理層激勵可通過設計有效契約,合理分配企業的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使管理者的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激勵相容。經理人市場的聲譽機制, 能激勵職業經理人努力追求組織目標。但商會的非營利組織屬性決定了其專職人員不能參與利潤分配,因此商會管理者需要更多的工作熱情和使命感來推動工作。商會管理的績效主要取決于商會管理者的工作主動性和創造性。然而,目前對商會治理結果的評價缺乏如“企業利潤”這樣的明確指標,使得商會管理者的努力難以為委托人所觀察到。而缺乏必要的物質激勵將使得這種工作熱情和使命感難以長期維系,由此便產生了商會管理層的激勵困境問題。商會內部治理具有顯著的“弱型治理”特征[4] , 管理層和會員之間有著復雜的委托代理關系,這導致商會并不一定將全體會員的利益最大化作為工作目標。在理性經濟人假定下,他們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商會管理層無法獲得物質激勵的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對商會管理層的激勵來自于對組織租金(合作租金)這一社會資本的共享和分配。這種共享和分配在利益相關者之間是非均等的。在一個簡化的商會結構中,組織租金在會員、雇員和管理者三者之間的分配份額是遞增的。處于網絡節點位置的商會管理者顯然比普通會員享有更大份額的組織租金,與會員的廣泛接觸使其在特定行業或區域人群中有更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形成了重要的社會資本,使商會管理者有更多的機會開展其他“合意的”社會活動。商會專職雇員也可以分享到這類社會資本,如在商會工作后,更容易跳槽到行業內的大公司任職。因此,對組織租金的追求成為商會管理者的重要激勵來源。根據組織化社會資本的特點,組織租金取決于利益集團的組織代表性,集團參與成員越多、占行業比重越大,組織租金也越大。如果商會的會員入會比例低,會員的市場份額占全行業份額的比例小,則商會的代表性不強,在行業或區域事務上的影響力有限,商會管理層能夠獲取的組織租金也會較低。然而,會員入會是自愿的,其決策取決于對入會成本與入會收益的權衡,因此提高組織租金的辦法只能是降低入會成本或者提高入會收益。但這兩者是矛盾的,在既定的收入結構下,降低會費會削弱商會實現會員期望收益的能力,提高服務水平又必須有財力支撐,于是管理決策陷入兩難困境。尤其是當部分會員不積極參加集體行動而只想“搭便車”時,商會會員覆蓋率、行業或地域代表性會顯著低于管理者預期,組織租金便難以成為管理者的有效激勵。其解決的辦法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新的經費來源,以降低入會成本,提高入會收益,凝聚更多會員。在商會的收入結構中,來自捐贈、政府資助或購買服務等渠道的收入是被動且缺乏連續性的,更為可控的辦法是主動開展經營活動,提供有償服務以獲取收入,于是以商養會便產生了。在實踐中,以商養會被越來越多的商會所采納,部分商會甚至將其寫入了章程,演化出多種實踐形式。綜上可知,以商養會是商會實現管理者和雇員激勵的有效途徑。

四、以商養會的實踐形式(一)依托于獨立經營實體

    以商養會在理論上可行,但能否保證其動機與行動在“非營利”上的一致性,實現行動結果的“非營利”卻是一個現實問題。有些商會為了規避條例規定,另行成立以營利為目的的獨立經營的實體公司, 用其經營成果反哺商會。這種公司化運作模式大致可歸為兩種類型:一是依托商會成立經營性實體,其投資收益部分反哺商會。如:河南省湖北商會成立了楚尚實業公司,泉州市溫州商會成立了溫商百特匯貿易有限公司。二是以商會為平臺成立投資公司,通過搭建投資公司平臺,尋找內外部資源,開展項目投資與合作,參與會員也是公司股東,項目收益部分用于股東分紅、部分用于商會運營。如北京市福建南平商會組建投資平臺,投資會員企業、上市公司和互聯網項目;西安市福建漳州商會成立專業投資公司,服務會員企業的金融業務需求,將部分利潤交給商會作為會費。實體公司有兩種組建模式:一種是由商會控制團隊(核心管理層)投資興辦實體公司;另一種是商會會員以眾籌的方式參與投資實體公司。以商會為依托成立獨立經營實體是以商養會的典型做法,其優勢是實體公司作為市場主體可以廣泛參與市場化運作,同時能夠避免商會直接運營的風險。(二)特定項目運作通過特定項目運作實現以商養會是指,商會通過組織會員企業開發或參與有前景的項目來實現收益。如:福州商會內部少數企業家集資拍下爛尾樓項目,提取部分項目收益作為商會辦公經費;合肥市溫州商會通過建立工業園區,得到了比市場價更優惠的價格政策,受惠會員企業則拿出部分資金作為商會活動經費。在這種模式下,商會可成立臨時性辦事機構或團隊來運作項目,項目結束時機構或團隊解散,運行機制較為靈活。(三)搭建商會內部共享經濟平臺搭建商會內部共享經濟平臺是指,通過充分利用商會的網絡組織特性以及大數據信息技術,整合商會資源,將會員企業的供求進行對接。對于購銷雙方,商會提取購銷額一定比例的費用,也有商會同時回饋積分,積分可抵扣會費。對于規模較小、業務相對簡單的商會,則由秘書處直接與會員企業建立業務聯系,促成交易,所收取的費用留在商會。

    如陜西省創業促進會商業精英俱樂部的一家主席單位將其 “酒小蜜”產品通過商會平臺向會員配送,利潤則留給商會。還有部分商會依托會員網絡打造電商銷售平臺,如河南省湖北商會利用會員單位的電商業務平臺優勢,面向會員企業銷售地方特色產品,其利潤反哺商會。安徽省湖南商會還制定了商會共享經濟實施辦法,嘗試建立商會共享經濟平臺。該平臺的交易對接降低了交易雙方的信息搜尋成本,鄉情鏈接和商會背書能夠減少交易中的道德風險。對于會員種類多樣尤其是消費品企業較多的商會而言,搭建商會內部共享經濟平臺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四)盤活商會內部資源,通過資產增值實現收益商會可通過盤活內部資源,實現資產增值并獲得收益。由于不同商會可整合的內部資源差異較大, 據此,該實踐模式大致可歸為以下幾種形式:一是會費轉投資,是指將會費按比例眾籌到具體項目中,商會享受相應分紅,投資收益用于商會運營,最常見的形式是將會費進行放貸獲取收益。陜西省廣西商會、中山市江西贛州商會均對此做出了有益探索。二是經營和管理商會物業,是指整合商會辦公資源,通過為會員提供辦公服務,收取部分租賃和管理費用作為商會經費。北京市福建木業家具商會、莆田市北京商會、中山市小欖商會、安徽省湖南商會等均對此做出了有益探索。三是特定商品內部銷售,是指商會通過開發面向會員企業的特定商品,在服務會員的同時實現創收。如:針對商會商務宴請接待多、禮品贈送頻繁、茶葉和酒品消耗量大的特點,莆田市北京商會嘗試進行紅酒營銷;廣東省旺蒼商會代理家鄉廣元知名企業米蒼山茶業的系列茶葉供會員企業選購等。四是充分利用商會閑置辦公資源。如:北京市廣西企業商會利用公共區域展示會員企業產品,在成交額的基礎上提取服務費;深圳市萬年商會將商會辦公卡位、會長辦公室展示位、會議室展示柜等閑置資產對會員出租,將閑置會議室出租給其他公司舉辦小型會議或活動。此外,商會會刊和網站運作在廣告上也有一定的盈利空間。

(五)為會員企業提供中介和咨詢服務為會員企業提供中介和咨詢服務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一是商會與銀行合作。中小企業在與銀行的業務博弈中,談判能力較弱,獲取融資較難,而通過商會與銀行合作則有更多談判籌碼,因此部分商會成立了擔保基金,為會員企業提供融資中介服務,并收取融資服務費。二是商會與保險公司合作,對于會員企業有共性需求的保險項目(如會員企業名下車險業務),與保險公司進行打包合作,集體談判獲得的保險費率優惠則補貼商會經費。三是商會與飯店、賓館、航空公司、旅行社等合作,在為會員企業提供餐飲、住宿、出行等多種優惠服務的同時,與簽約商家協商給商會返還部分費用。河南省湖北商會、貴州省樂清商會等均對此做出了有益探索。此外,部分規模較大、會員分布較為集中的商會開始探索籌建幼兒園,解決會員子女入學問題;還有部分商會承接了會員的勞務招聘、市場調研項目。如:深圳市萬年商會已有會員企業將部分人力招聘任務交給商會;安徽省湖南商會組建“湘商創客空間”,幫助會員企業做市場論證,協調項目落地,保障初創會員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

(六)為政府和行業提供服務商會為政府和行業提供服務實現創收的常見形式是,商會通過有償承接招商宣傳和開展商務活動獲取收入。如:北京市廣西企業商會協助廣西壯族自治區、投資促進局在北京舉辦招商會;西安市商業聯合會承辦市商業服務業“先進單位”“模范店長”“模范工作者”的評比表彰。大型業緣性商會通過組織行業會展也能夠創造收益,如陜西省冷凍冷藏食品企業協會每年組織舉辦一次冷凍冷藏行業會展,在溝通業務、增進了解的同時實現創收。

五、以商養會的實施困境及突破

     雖然以商養會有諸多實踐形式,但現實中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就調研了解的近百家商會來看,超過 90%的商會并不能通過以商養會實現“財務自由”, 有些甚至因此陷入困境,變成“以傷養會”。(一)以商養會難以成功的原因現實中以商養會難以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弱型治理下的決策困境,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以商養會動機與行動在“非營利”上的一致性通常難以平衡。商會是非營利組織,以商養會取得成功的關鍵是保證其動機與行動在“非營利”上的一致性。以商養會的根本目的在于發展商會,服務全體會員,而非自身盈利,但在實際運作中可能存在困難。以商會核心團隊投資組建實體公司為例,成立經營性實體的目的是借助企業作為市場主體,避開商會“非營利組織”的局限,進行便利的市場化運作,其中存在的基本關系是“商會控制企業”,實體企業的行為要服務于商會。但問題是,商會本身不具有實體企業的股權,擁有股權的會員可能會借用手中的控制權,讓商會服務于實體企業,甚至服務于自身企業,從而牟取私利。因此,商會對企業的控制是較弱的,甚至可能出現反控制,即企業控制商會的情形, 可見商會對實體企業的有效管控難以實現。

2. 商會難以掌握對以商養會公司或項目的控制力。商會是互益性組織,其目的是為會員的共同利益服務,以商養會無論是依托于獨立的實體企業,還是具體的項目,都只是籌集經費、服務會員的一種方式。但無論是實體企業還是具體項目,要想營利都必須按照市場規律運作,實現企業或項目的利潤最大化,這兩者存在價值觀沖突。在這種局面下,往往會出現兩種結果:當商會對實體企業的控制力較強時, 會優先與更為熟悉的對手方進行交易,淡化經濟利益,使得以商養會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當商會對實體企業的控制力較弱時,實體企業會傾向于獲取更多經濟利益,出現“商會公司化”傾向,甚至與會員企業出現競爭,影響商會團結,背離以商養會的初衷。

3. 精英治理導致會員參與度不高。我國商會組織存在著典型的精英治理現象[5] ,商會組織內部圈層結構特征明顯。商會管理層尤其是會長位于圈層核心,其結果是商會管理表現出“集中”有余、“民主” 不足的特點。部分商會的內部治理最后演變成只是圈層結構最里層小圈子的“集體討論”,不能反映大多數會員企業的聲音。這導致普通會員會認為,投資項目或成立公司主要是商會領導的事,其對以商養會并不十分支持。實際上,以商養會要想成功,必須獲得廣泛的會員支持,集思廣益,通過分散投資來分散風險。精英治理模式由于沒有廣泛的會員參與,以商養會的投資范圍基本局限在商會常務副會長以上核心團隊的業務領域。當會長、副會長的企業經營效益欠佳時,以商養會項目也難以實現收益。此外,精英治理也使得商會內部治理具有較強的人格化特征,商會領導的變動會對以商養會項目產生重大影響,這導致一些看似成功的案例無法復制推廣到其他商會,甚至無法延續到商會的下一屆領導班子。

4. 弱型治理下的決策困難。商會具有典型的弱型治理特征,主要表現為商會治理中缺乏利益攸關的所有者和外部市場壓力,治理目標多元化,激勵機制的弱經濟性,會員與商會互為治理對象等[4] 。上文的理論分析表明,以商養會能夠解決經費緊張情況下的管理者激勵問題,商會管理者能夠在組織租金的激勵下有效實施以商養會。但在實踐中,商會的會員眾多,各會員的素養和眼光參差不齊,對具體項目的看法各異。部分會員出于鄉情考慮,對商會持觀望的態度,并不十分重視其發展,弱型治理特征導致商會不能對這些會員形成有效約束。訴求的多元化導致決策參與度低,對于需要集思廣益的眾籌性項目, 商會領導者往往很難獲得廣泛的會員認同,也難以對合宜的項目快速做出反應。部分商會考慮到會費收取或其他因素,設置了眾多的副會長單位,使得商會管理者眾多,也間接增加了以商養會進行重大事務決策的難度。

5. 成本、收益和期限的多維錯配。以商養會的收益是商會管理者對組織租金這一社會資本的享用和分配,然而以下兩個方面的錯配會影響其對以商養會的熱情:一是投入和收益錯配。以商養會項目或公司股權屬于參與會員,其成功需要商會管理者付出巨大精力和時間成本,“做得好,應該;做得不好, 被人罵”成為管理者的現實顧慮。二是收益期限錯配。無論是眾籌項目還是成立實體企業,其從成立、運營到經營成果體現往往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本屆商會管理者的努力成果并不會立即得到回報,社會資本收益可能會留給繼任者。

6. 過度透支商會信用和情感。違背互惠原則的自私自利行為也是阻礙以商養會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如:部分會員在商會中無休止地索取和變現利益訴求;部分商會盲目推動集體經營又失敗的“拔苗助長”行為;項目運作和資金拆借中惡意透支彼此情感和信任的行為等。(二)以商養會目標實現的突破以上阻礙以商養會目標實現的因素大都是由商會本身的性質決定的,無法完全消除。好的以商養會模式須盡量克服不利因素,通過更好的機制設計來趨利避害。1. 把握“非營利”社會組織的總原則和服務會員的根本宗旨。商會成立的根本目的是服務會員,因此要避免以商養會可能帶來的“公司化”和“營利性” 控制對會員利益造成損害。以商養會的具體項目要對會員企業有利,最好能結合商會和會員企業的實際去開發,提高會員企業的關注度和參與積極性,具體業務不能和會員企業的經營業務有沖突,如果有沖突,可以選擇和會員企業合作。以商養會的經營成果要反哺商會,實現結果上的“非營利”。通過以商養會,增強會員之間的經濟和商業聯系,提升商會凝聚力,讓會員熱愛和珍惜商會平臺,從而衍生出誠信、愛心背書,為商會發展貢獻力量。2. 充分發揮商會的“集中資源”與“集體談判” 兩大優勢[6] 。弱型治理效率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商會能否利用獨特的社會資本優勢來彌補其在物資資本和正式規則上的劣勢。作為商人的集合,商會網絡能夠匯集信息流、資金流和人流,給會員帶來商機,解決個體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以商養會要達到預期目的,也必須充分利用這個優勢。一是發揮商會的中樞作用,對接內外資源,促成商業交易,如行業商會可以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資源,創造更多的商會內部交易與合作機會。通過整合商會內部資源,結合會員企業基礎,對以商養會項目實行定向投資,還可以借助商會明星企業的影響力,獲取政策、土地、資本、人才、項目、技術等資源,提高投資成功率。商會也可組織團購活動,幫助會員節約時間和成本,增強商會凝聚力,并實現創收。二是充分利用信息資源,發揮集體談判優勢,如商會在會員企業融資過程中發揮擔保和中介作用。與一般擔保公司相比,商會(尤其是行業商會)對企業負責人、融資項目及其所處市場環境的掌握更為精準。作為民營企業的談判代表,商會的介入能夠對民營企業融資起到擔保和增信作用, 增強民營企業在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合作時的話語權,進而爭取到融資規模、貸款利率以及服務內容等方面的優惠。對于金融機構而言,商會的介入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減少其壞賬損失。條件好的商會可積極籌建擔保公司和商會基金,實現服務會員與商會創收的雙重目標。3. 提升以商養會項目運作的專業化水平。專業化運作體現在多個方面:1在項目準入和風險管控上,要建立風險管控機制,成立風險管理團隊對以商養會的項目準入進行把關。風險管理團隊可以采取靈活的方式組建,地緣性商會可以結合會員企業所在行業的分布情況,組建專委會,形成制度化議事程序。2在機構和人員設置上,要有專門團隊來經營運作,提升項目運作的專業性,條件較好的商會可以成立商會項目部、商務拓展部等專門機構,整合更多資源,探索更多渠道和方法,促成更廣范圍、更深層次的合作。3在投資范圍上,盡量選擇商會和會員企業熟悉的領域。4在公司形式選擇上,若采取成立獨立經營實體的形式以商養會,則選擇成立投資性公司要優于經營性公司。5在運作方式上,若成立專業投資公司、基金或投資項目,則會員自愿入股,由職業經理人運營,商會掌握管理權;基金和項目投資需交由專業團隊管理,商會只參與投資管理而不參與具體經營。若搭建內部共享經濟平臺,則要注意發揮科技優勢,運用大數據技術手段,選擇系統平臺自動處理訂單和計提費用,盡量縮減用工成本。4. 加強制度建設和監管,避免以商養會造成商會治理失靈。以商養會的合法性來源于其盈利用于商會發展,服務會員,服務于行業或地區社會事務。只有堅持這一前提條件,以商養會才不會偏離正確軌道。這就需要嚴格的監督機制,確保“從商所得為商會所用”。商會內部要制定以商養會項目管理辦法、商會共享經濟實施辦法等制度性文件,加強內部監督和審計,建立違規懲戒制度,防止出現過度透支商會信用和情感的投機行為。同時,以商養會要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保證會員對商會的有效監督,確保商會的營利行為為法律所允許。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商會應在章程中增添或修改相關內容,對商會的日常服務工作和商業性活動提出制度化要求。政府管理部門應嚴格立項審查,控制商會的商業活動領域, 對高風險、嚴重超出商會實力和偏離商會資源特點的項目予以限制。5. 建立必要的風險分散和擔保機制,減輕項目失敗對商會的影響。以商養會必須遵循資金運作安全原則,保證風險可控。尤其是地緣性商會,會員基于鄉情聚成組織,但在商業上的互相了解比較有限。商會在決定具體投資項目時,要建立風險隔離機制, 避免以商養會項目失敗對商會帶來的不利影響。一個可行的方法是對以商養會項目實行“兜底”機制, 即誰提供的項目由誰兜底,其兜底能力由商業投資委員會審核,這對于商會抵抗風險和保障會員利益具有一定的作用。6. 以商養會活動與商會文化建設相結合,提升商會凝聚力。商會管理者們大多認同具備造血功能、凝聚鄉情以及心系會員服務會員是商會應具備的三個特點。但在討論以商養會時往往只強調經濟屬性, 而淡化了情感和文化屬性。實際上,情感連接是商會凝聚力的必要支撐,尤其是對于地緣性商會組織。好的以商養會項目必須建立在商會內部良好的凝聚力的基礎上,會員要積極參與。對于地緣性商會,通過探討并實施以商養會,加強信息溝通和交流,能夠增強互信、增進合作,進而提升商會凝聚力。只有不斷議事、開會溝通信息,開發商業項目,才能體現出商會的作用,才能與老鄉會區別開來。此外,以商養會活動為商會文化建設提供了載體,實踐表明,在具體項目和活動中,定制帶有商會 LOGO 和文化符號的活動用品,能夠有效增強會員的歸屬感。

六、總結與啟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結論:只要以商養會的盈利用于組織本身的發展,用于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就不違背《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社會團體不得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的規定;以商養會能夠為商會提供更為主動和可控的收入來源,降低會員入會成本,提升服務水平,提高商會凝聚力和組織代表性,從而提高合作租金,這為解決商會組織弱型治理特征下的管理層激勵困境提供了新途徑。值得注意的是,以商養會出現的原因在于,商會需要額外的收入來彌補專業服務水平不高和凝聚力不足情形下的“非營利性收入”缺口,以解決管理層激勵問題。基于這一認識,本文認為以商養會在商會發展歷程中只是階段性需求。從長遠來看,解決商會經費問題最終仍然在于恢復其非營利組織本位。對比其他社會組織,商會組織具有較強的經濟屬性,在商會的專業服務能力提升后,其會費收入、捐贈收入和政府購買收入將會明顯增長,對經營性收入的依賴就會減弱。因此,我們在探討以商養會時,要將注意力集中到以商養會要服務于商會的綜合實力提升、專業服務能力提升、凝聚力和公信力提升上,以商養會的終極目標是不再需要以商養會。 

                                               來源:商會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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